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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度檢察機關保護知識產權典型案例一
                    來源:www.ceur-ws.com 發布時間:2021年05月13日

                    侵犯商業秘密刑事案件

                    案例1:北京華頡信息技術有限公司、李甲等侵犯商業秘密案

                    案例2:山東趙某侵犯商業秘密案

                    案例3:上海萬超公司、于某某等侵犯商業秘密案

                    案例4:浙江周某侵犯商業秘密案

                    侵犯著作權刑事案件

                    案例5:上海李某某等侵犯著作權案

                    案例6:江蘇馬某予等侵犯著作權案

                    案例7:四川劉某某等侵犯著作權案

                    案例8:廣東深圳市銘科魅影科技有限公司、王某等侵犯著作權抗訴案

                    案例1:北京華頡信息技術有限公司、李甲等侵犯商業秘密案

                    一、案件事實

                    北京中軟融鑫計算機系統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軟融鑫公司”)系主營技術開發、計算機系統服務、銷售軟件等業務的國有控股公司,研發多款金融監管類軟件。李甲、李某波、李某明先后于2005年、2008年、2009年入職中軟融鑫公司,并與公司簽訂保密協議,分別曾任該公司副總經理、高級軟件開發工程師、業務分析師。被告人李甲、李某明在任職期間,于2013年1月共同出資成立同業競爭公司上海華頡公司,由親友代持股份,二人隱名實際運營。2014年2月李某明離職,擔任上海華頡公司法定代表人、總經理,負責該公司運營;4月李某波離職加入上海華頡公司,負責對該公司非法獲得的中軟融鑫公司軟件進行“去標識化”等處理。李甲仍留在中軟融鑫公司工作,但參與上海華頡公司運營,2013至2016年間多次將中軟融鑫公司軟件模型資料等提供給上海華頡公司。2013至2016年,上海華頡公司向多家公司銷售金融監管類軟件,給權利人造成損失人民幣150余萬元。經鑒定,中軟融鑫公司相關軟件具有非公知性,上海華頡公司銷售的軟件與中軟融鑫公司相關軟件的非公知源代碼具有同一性。

                    二、檢察機關履職情況

                    提前介入 中軟融鑫公司報案后,公安機關于2017年12月13日對李某明以涉嫌侵犯商業秘密罪立案偵查。依公安機關商請,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檢察院(以下簡稱海淀區檢察院)介入偵查,引導取證,立即向北京檢察科技信息中心申請專業同步輔助審查,及時引導公安機關依法規范提取上海華頡公司服務器中的電子數據,扣押關鍵辦公電腦;并迅速與國家工業信息安全發展研究中心司法鑒定所聯系,明確鑒定方向,跟進鑒定進程。

                    審查逮捕 2018年6月11日,公安機關以李某明涉嫌侵犯商業秘密罪提請海淀區檢察院審查逮捕。針對李某明提出未參與運營、上海華頡公司享有著作權等無罪辯解,檢察人員通過梳理賬本、核實著作權登記、調取證人證言等方式,認定其辯解不能成立,依法批準逮捕。

                    審查起訴 2018年9月13日,公安機關以李某明涉嫌侵犯商業秘密罪移送起訴。海淀區檢察院經審查,追加上海華頡公司為單位犯罪,追加認定兩起犯罪事實,并追捕、追訴漏犯李甲、李某波。海淀區檢察院陸續對被告單位上海華頡公司、被告人李某明、李某波、李甲以侵犯商業秘密罪提起公訴。

                    出庭公訴 庭審過程中,公訴人對辯護人提出的上海華頡公司享有涉案軟件著作權等意見逐一答辯,合議庭對公訴意見予以采納;對于李甲拒不認罪,公訴人緊扣被告人自公司成立之初即參與決策運營、多次對外發送中軟融鑫公司涉密文檔等客觀行為,逐一開展有針對性的細節訊問,李甲當庭認罪悔罪。海淀區法院一審以侵犯商業秘密罪判處上海華頡公司罰金五十萬元,判處李甲等三人有期徒刑二年二個月至一年六個月不等,并處罰金二十萬元至十萬元不等。李甲等人均未上訴,上海華頡公司提出上訴。2020年10月30日,北京市第一中級法院作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的裁定。

                    三、典型意義

                    (一)發揮審前主導作用,夯實案件證據基礎。辦案檢察機關依托“捕訴一體”制度優勢,充分發揮審前主導作用,針對電子數據,向公安機關列明重點提取對象及注意事項,并申請有專門知識的人同步輔助審查海量證據、挖掘重要監督線索;針對訊問及取證難點,制定詳細訊問、補偵提綱及取證方案,并視情況調整補充;就涉案軟件商業秘密非公知性、同一性,以及目標代碼與源代碼的對應關系等關鍵問題,多次詢問知識產權鑒定機構,確保收集證據全面、合法,為指控犯罪奠定堅實基礎。

                    (二)依法追訴漏罪、漏犯,確保案件質量。偵查階段,公安機關僅對李某明提請逮捕、移送起訴,檢察機關開展自行補充偵查,詢問重要證人、向版權登記機構核實情況,核實銷售侵權軟件合同的簽訂主體、銷售款項用途,核實該公司還有其他合法生產經營活動等情況,依法追加單位犯罪;通過引導公安機關調取銷售合同,依法追加兩起犯罪事實;通過深度挖掘電子證據,依法追捕、追訴李甲、李某波,充分發揮了法律監督職能。

                    (三)強化源頭治理理念,護航企業創新發展。檢察機關在打擊犯罪的同時力求源頭治理,結合本案情況深入剖析案發背景及行為成因,挖掘公司在軟件產品研發、市場推廣銷售領域的薄弱環節和管理漏洞,及時制發檢察建議,幫助企業完善規章制度。該公司收到檢察建議后隨即開展了系列整改工作,強化了內部法律教育,切實提高了自身知識產權保護水平。

                    案例2:山東趙某侵犯商業秘密案

                    一、案件事實

                    山東德州魯櫻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魯櫻公司”)、久和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久和公司”)對外統稱久和集團,系實際控制人為一人的關聯企業,是一家集研發、生產、銷售于一體的大型食品餡料企業。被告人趙某于2009年11月至2018年6月擔任魯櫻公司負責生產業務的副總經理,并與公司簽訂保密協議,約定在職期間及離職后五年內有保密義務。

                    2018年7月,趙某從魯櫻公司辭職后,入職正久食品(長春)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正久公司)任副總經理。其后不久,趙某陸續將其工作過程中知悉的魯櫻公司、久和公司客戶特殊品種情況表、客戶質量標準、銷售協議、銷售政策、退貨政策、產品價格表等經營信息,通過微信披露給正久公司實際控制人田某及其業務員。正久公司業務員使用上述信息,向魯櫻公司、久和公司的客戶低價推銷同類產品,魯櫻公司、久和公司為維系客戶關系,被迫采取降低售價、免除運費、附加贈品等優惠措施,魯櫻公司、久和公司因商業秘密被非法披露、使用遭受損失342萬余元。經鑒定,趙某披露的信息屬于不為公眾所知悉的經營信息。

                    二、檢察機關履職情況

                    發現案件線索 被告人趙某利用職務便利,在為魯櫻公司采購設備過程中收受回扣12萬元,涉嫌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于2019年11月19日被公安機關移送山東省禹城市人民檢察院(以下簡稱禹城市檢察院)審查起訴。辦案檢察人員在審查舉報材料時發現,魯櫻公司反映“趙某高薪加入同行業公司,并私自招攬原公司客戶群”,認為趙某可能涉嫌侵犯商業秘密犯罪,遂將該案退回補充偵查,要求公安機關收集固定趙某是否構成侵犯商業秘密罪的證據,并引導公安機關對趙某非法披露涉及魯櫻公司經營信息的證據進行勘查取證,對相關信息是否具有秘密性進行鑒定。

                    審查起訴 2020年4月3日,公安機關以趙某涉嫌侵犯商業秘密罪移送禹城市檢察院審查起訴。公安機關就權利人損失委托鑒定,鑒定機構以原材料價格與銷售價格正相關為計算假設依據,剔除國外貿易、視同銷售的營業收入及營業成本金額,以2017年11月28日至2018年11月27日的銷售收入/原材料比作為計算依據,認定企業損失為415.27萬元。檢察機關認為該損失計算為估計損失,而非實際損失,犯罪數額存疑。為查明損失數額,禹城市檢察院啟動自行補充偵查,調取25冊3000余頁賬證進行核對,根據金稅系統中的出庫單和發票,以產品的實際出廠單價和數量為計算依據,認定魯櫻公司、久和公司損失數額為342.63萬元,得到法院判決支持。

                    出庭公訴 針對辯方可能提出的辯護意見, 檢察人員制定多個出庭預案,制作詳細的舉證提綱;庭審中,檢察人員就魯櫻公司、久和公司的經營信息屬于商業秘密、趙某對涉案經營信息負有保密義務、權利人損失的認定依據、趙某非法披露、允許他人使用的經營信息與權利人損失之間的因果關系等關鍵事實,結合書證、電子數據、證人證言等充分舉證,取得良好的庭審效果。 2020年8月20日,禹城市法院認定趙某犯侵犯商業秘密罪,判處有期徒刑四年,罰金五十萬元,犯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個月,數罪并罰,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四年六個月,罰金五十萬元。一審宣判后趙某未上訴,該判決已生效。

                    三、典型意義

                    (一)嚴厲懲治侵犯商業秘密犯罪,維護公平有序的競爭秩序?,F代社會鼓勵在改進技術、降低成本和提高產品質量基礎上的公平競爭,非法披露、使用或允許他人使用權利人技術秘密和經營信息,獲取市場份額和競爭優勢的犯罪行為應當受到法律的嚴厲制裁。本案權利人是國內食品餡料行業的龍頭企業,在該公司擔任高管職務的趙某違反保密協議和誠信原則,將知悉的經營信息商業秘密披露給其他同業經營者,導致權利人生產經營遭受重大損失,造成特別嚴重后果,應當承擔相應的刑事責任。

                    (二)充分發揮檢察監督職能,查微析疑,發現漏罪線索。企業在長期生產經營過程中形成的能夠為權利人帶來競爭優勢的用于經營的各類信息,直接關系到企業的生存與發展。本案所涉的客戶名單等經營信息的價值性體現在其所伴隨的交易機會、銷售渠道以及銷售利潤,這些經營信息能夠在聯系銷售業務中獲得優勢,提高競爭力,創造經濟價值,具有現實及潛在的市場價值。禹城檢察機關在辦理其他案件中敏銳捕捉到經營信息被侵犯的犯罪線索,并引導公安機關開展偵查,查實了侵犯商業秘密犯罪,有效維護了企業合法權益。

                    (三)恪守客觀公正,保障被告人權利。檢察人員對于鑒定意見所采用的鑒定方法、鑒定依據進行了細致審查,認為本案權利人損失的數額計算有誤,遂自行補充偵查,確定合理的損失計算方法,查明犯罪數額,準確認定案件事實、適用法律,體現了辦案檢察機關秉持客觀公正立場,從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則出發,切實做到了公平公正、不枉不縱。

                    案例3:上海萬超公司、于某某等侵犯商業秘密案

                    一、案件事實

                    權利人上海恩坦華汽車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恩坦華公司”)通過協議、授權等方式,從關聯公司處獲得汽車全景天窗相關技術信息用于生產經營,并以設置分級管理制度、簽訂保密條款等措施對技術信息進行保密。經鑒定,該公司汽車天窗機械組、汽車天窗遮陽簾驅動系統、天窗后玻璃排水系統及汽車天窗技術圖紙,均屬于不為公眾所知悉的技術信息。

                    2012年4月至2014年2月,被告人于某某在權利人恩坦華公司擔任高級產品工程師,曾接觸上述技術信息。2014年3月,于某某從恩坦華公司離職,隨即受被告人賈某某經營的被告單位上海萬超汽車天窗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萬超公司”)聘用,負責汽車全景天窗研發工作。于某某違反與恩坦華公司保密約定,將恩坦華公司技術信息披露并用于萬超公司相關天窗產品的研發。萬超公司法定代表人賈某某明知于某某存在非法披露他人技術秘密的情況,仍將相關數據資料用于萬超公司相關汽車天窗產品的研發及生產銷售。后賈某某、于某某又以共同發明人身份,對部分技術申請專利。經鑒定,萬超公司的部分汽車天窗產品、相關專利及計算機內部分電子數據,與恩坦華公司技術信息實質相同或具有同一性,公司銷售相關產品凈利潤達人民幣1298萬余元。

                    二、檢察機關履職情況

                    審查起訴 公安機關于2018年5月18日以被告人于某某涉嫌侵犯商業秘密罪,向上海市嘉定區人民檢察院(以下簡稱嘉定區檢察院)移送審查起訴,但未將萬超公司、賈某某一并移送審查起訴。于某某到案后,否認曾接觸和披露涉案技術秘密,賈某某在接受公安機關詢問時,亦否認明知該技術屬于他人商業秘密,稱相關技術信息是通過于某某從外籍人員處購得,萬超公司為此支付了25萬元價款。

                    為進一步查明案件事實,檢察官一方面通過退回補充偵查,引導公安機關繼續收集固定證據。在排除其他人泄露技術秘密的可能性并認定于某某實施了侵犯商業秘密的犯罪行為,且屬于情節特別嚴重后,檢察機關于11月16日對于某某以侵犯商業秘密罪向上海市普陀區法院提起公訴。另一方面通過自行補充偵查,追加起訴被告單位萬超公司及其經營者賈某某。檢察官通過現場走訪、調取有關書證材料、詢問相關證人,發現萬超公司在經營過程中有很強的保密意識,對自行研發過程中涉及的技術資料,采取安裝加密軟件、設置物理隔離及專人保管登記等措施加以保護,而涉案技術信息的獲取過程存在明顯異常,且原始電子文檔上留有恩坦華公司的標記。在補充上述證據之后,檢察機關于2019年7月18日對萬超公司、賈某某以侵犯商業秘密罪追加起訴。

                    出庭公訴 法庭審理階段,被告人于某某仍堅持無罪辯解。嘉定區檢察院就恩坦華公司的技術信息屬于商業秘密、萬超公司電子數據及產品與恩坦華公司的技術信息存在實質相同或具有同一性等案件事實進行舉證,同時結合大量客觀證據,充分論證于某某實施了披露、允許他人使用的侵犯商業秘密行為以及萬超公司、賈某某具有犯罪的主觀故意。2020年1月19日,上海市普陀區法院認定各被告人犯侵犯商業秘密罪,判處萬超公司罰金四百萬元;判處于某某有期徒刑五年,罰金五十萬元;判處賈某某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三年,并處罰金三十五萬元。一審宣判后被告單位及被告人均未上訴,判決已生效。

                    三、典型意義

                    (一)依法加強商業秘密司法保護力度,維護公平競爭的經濟秩序。侵犯商業秘密犯罪嚴重破壞市場競爭秩序和營商環境,抑制市場主體創新創造活力,中央高度重視商業秘密保護,明確要求強化商業秘密刑事執法。檢察機關著力加強對商業秘密的保護力度,重點打擊涉及高新技術、關鍵核心技術、事關企業生存和發展的侵犯商業秘密犯罪,全面維護權利人合法權益。

                    (二)綜合運用證據形成鎖鏈,全面查明犯罪事實。商業秘密案件涉及專業性、技術性問題多,查明侵權人犯罪過程和手段是辦案難點之一。特別是在犯罪嫌疑人拒不認罪的情況下,檢察機關要注意引導公安機關追查涉案技術信息來源、保密措施、泄密過程、保密義務等,收集固定侵權人違約情況、侵權情況等證據。同時,應注重加強與權利人溝通,準確確定商業秘密檢材范圍、內容及鑒定方法,廣泛收集證人證言等其他證據,進而形成證據鎖鏈,排除其他造成商業秘密泄露的可能性,從而證明被告人實施侵犯商業秘密犯罪。

                    (三)慎用刑事強制措施,在依法辦案與避免沖擊企業經營之間尋求平衡。檢察機關在嚴懲犯罪保護知識產權的同時,也要注意服務保障“六穩”“六?!?,盡量減少司法活動對企業正常經營的影響??梢酝ㄟ^實地走訪調查,了解侵權公司的經營規模、員工結構等情況,綜合評判企業維持經營的實際需要及被告人到案后的認罪悔罪態度,審慎適用強制措施,可捕可不捕的堅決不捕,對已捕的涉案企業經營者依法開展羈押必要性審查,確保取得打擊犯罪與維護生產經營的平衡。

                    案例4:浙江周某侵犯商業秘密案

                    一、基本案情

                    浙江春風動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春風動力公司)是專業從事全地形車、競技摩托車等產品研發、制造、銷售的高新技術企業,對自主研發的2V91系列發動機技術設有保密措施且未許可他人使用。2004年,被告人周某入職春風動力公司從事發動機技術研發,并簽訂保密協議。2014年2月24日至3月1日,春風動力發動機研究所負責人在出差期間,將該所指定郵箱審核權限授權給周某,周某利用該授權權限,私自將公司研發的2V91系列發動機等技術資料從公司涉密內網郵箱發送至自己的外網郵箱。

                    2015年3月,被告人周某從春風動力公司辭職后即應聘到飛神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飛神公司)控股的浙江同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同碩公司)主持研發發動機。其間,被告人周某將其獲取的2V91系列發動機技術信息用于同碩公司發動機研發。2017年5月至2018年1月,同碩公司向飛神公司銷售涉案發動機314臺,其中300臺被飛神公司用于配裝全地形車銷往多地。經鑒定,同碩公司與春風動力公司生產的發動機多項技術秘密點相同。被告人周某的行為給春風動力公司造成損失83.9萬余元。

                    二、檢察機關履職情況

                    審查起訴 本案偵查機關將春風動力公司2V91系列發動機研發成本914.15萬元認定為權利人損失數額,并移送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區人民檢察院(以下簡稱余杭區檢察院)審查起訴。辦案檢察機關認為該損失數額不能作為定罪依據,遂主動聯系多家審計評估單位,就本案損失計算方式進行充分論證,最終確定以侵權產品銷售數量乘以春風動力每臺車輛的利潤再乘以發動機價值與整車價值占比的損失數額計算方法,得出本案權利人損失數額83萬余元,得到法院判決支持。辦案檢察機關還根據案件事實和證據情況,通過釋法說理,促使被告人周某由拒不認罪轉為認罪認罰。

                    出庭公訴 2019年10月31日,余杭區檢察院對周某以侵犯商業秘密罪提起公訴。庭審中,辯護人提出鑒定的技術秘密點均已被權利人在維修手冊上公開或者系國家標準明確規定,不構成商業秘密。檢察人員仔細查閱大量專業性材料,咨詢包括鑒定人員在內的多位發動機領域專家,對全案證據進行嚴格審查,得出部分技術秘密點已被公開,但部分技術秘密點仍屬商業秘密,不影響整體侵權認定的結論;同時收集大量已決案例作為參考,并結合本案具體情況提出適用緩刑和罰金數額的精確量刑建議,被法院完全采納。2020年3月26日,余杭區法院以侵犯商業秘密罪,判處周某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緩刑二年,并處罰金八十萬元。周某未上訴,該判決已生效。

                    三、典型意義

                    (一)依法懲治侵犯商業秘密犯罪,為國家高新技術企業發展護航。本案權利人春風動力公司系國家高新技術企業,多年來一直走自主創新發展模式,屬于國內全地形車領域龍頭企業。檢察機關堅持知識產權案件專業化辦理,有力指控犯罪的同時積極促成雙方達成賠償諒解協議,飛神公司、同碩公司與春風動力公司達成諒解協議,同意停止侵權并賠償人民幣300萬元,召回全部侵權產品,有力保護了商業秘密權利人的合法權益。

                    (二)借力專家智庫,準確認定侵權行為和犯罪數額。由于商業秘密的認定以及是否構成對商業秘密的侵犯,往往具有較強專業性,通常需要聽取有專門知識的人的意見。辦案檢察機關經過咨詢涉案技術領域專家,認為涉案技術秘密的部分已被公開但其他秘密點部分仍不為公眾所知悉的,整體上應當認定為構成商業秘密,侵權行為成立,得到法院判決認可。本案侵權產品尚未獲利,市場上缺乏類似許可使用的情況,價值評估條件欠缺。檢察機關經與多家審計評估公司研討,并帶領評估人員赴案發企業調查核實,最終確定以侵權產品銷售數×春風動力每臺車輛利潤×發動機價值與整車價值占比計算權利人損失作為犯罪數額,對同類案件的辦理提供了有益借鑒。

                    (三)延伸檢察職能,積極參與知識產權綜合治理。辦案檢察機關認真梳理涉案企業在商業秘密保護制度、商業秘密載體管理、涉密企業管理等方面存在的漏洞,參考國內外先進涉密管理經驗,提出建章立制、堵漏除弊的檢察建議,助力企業堵塞漏洞。多次赴涉案企業走訪交流,開展法治宣傳,幫助企業提升商業秘密保護意識和能力,切實防止類似侵權案件發生。

                    案例5:上海李某某等侵犯著作權案

                    一、案件事實

                    “Great Wall of China”拼裝玩具等47個系列663款產品系樂高公司(LEGO A/S)(以下簡稱樂高公司)創作的美術作品,樂高公司根據該作品制作、生產了系列拼裝玩具,并在市場上銷售。

                    2015年至2019年4月間,被告人李某某雇傭杜某某等8人在未經樂高公司許可的情況下,采用拆分樂高公司銷售的拼裝玩具后通過電腦建模、復制圖紙、委托他人開制模具等方式,在某玩具廠生產、復制47個系列663款拼裝積木玩具產品,并冠以“樂拼”品牌通過線上、線下等方式銷售。被告人杜某某等8人按月從李某某處領取固定報酬。經鑒定,在2017年9月11日至2019年4月23日期間,李某某等人生產銷售侵權產品634種型號424萬余盒,涉案金額3億余元。2019年4月23日,公安機關在李某某租賃的廠房查獲用于復制樂高玩具的模具、零配件、各類包裝盒、各類說明書、復制樂高系列的樂拼玩具等物品??垩旱拇N售侵權產品共計344種型號60萬余盒,價值3千萬余元。2017年杜某某離開某玩具廠后,從該廠購進樂拼玩具并予以銷售,銷售金額620余萬元。

                    二、檢察機關履職情況

                    提前介入 2019年3月12日,公安機關對本案立案偵查后,上海市檢察院第三分院依公安機關商請提前介入偵查引導取證,就案件管轄、行為定性、證據合法性等問題向公安機關提出意見,提出具體取證方向。4月23日,檢察官會同公安民警赴位于廣東汕頭澄海區的犯罪窩點進行現場指導,確保偵查取證工作規范合法。

                    審查起訴 2019年8月20日,公安機關以被告人李某某等9人涉嫌侵犯著作權罪移送上海市檢察院第三分院審查起訴。檢察機關重點開展以下工作:一是準確定性,認定積木顆粒構成著作權法意義上的立體美術作品,樂高公司的著作權受我國法律保護。二是迅速告知權利人樂高公司訴訟權利義務,要求其提供相關證據材料,協助查明全案事實。

                    出庭公訴 2020年2月25日,上海市檢察院第三分院以被告人李某某等9人侵犯著作權罪向上海市第三中級法院提起公訴。庭審過程中,針對“人數多、書證多、辯解多”的實際情況,檢察機關制作幻燈片百余頁,以“可視化”的形式予以展示。犯罪嫌疑人李某某、杜某某分別對犯罪數額的計算、案件定性提出異議,部分辯護人對量刑提出意見。公訴人答辯如下:第一,以營利為目的復制侵權玩具作品的行為,一旦完成復制就構成既遂,是否實際銷售不影響對侵犯著作權罪的定性和犯罪數額的認定。第二,杜某某雖然離職,但對于侵犯著作權的行為是明知的,積極參與策劃,并在離職后作為樂拼的內銷客戶向玩具廠定制侵權玩具作品,以經銷商名義批發侵權玩具,屬于侵犯著作權中的“發行”行為,應以侵犯著作權罪定罪。第三,被告人李某某2016年就曾因侵犯樂高公司知識產權涉多起民事訴訟,均被判敗訴并承擔賠償責任,仍不思悔改繼續從事侵權行為,社會危害性較大。合議庭對公訴意見和所指控的全部犯罪事實予以采納。9月2日,上海市第三中級法院判決9名被告人犯侵犯著作權罪,判處有期徒刑六年至三年不等,罰金九千萬元至二十萬元不等。一審判決后,被告人李某某、杜某某等7人不服判決提出上訴,12月29日,上海市高級法院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三、典型意義

                    (一)依法履職,平等保護境外著作權人。根據《伯爾尼公約》和我國著作權法的規定,涉案樂高公司的美術作品受我國法律保護。上海檢察機關高度重視,貫徹全流程、強保護的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理念,積極引導偵查機關調查取證,取得良好辦案效果。丹麥使領館特別照會上海市檢察院,對上海檢察機關的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工作表示感謝。

                    (二)準確區分侵犯著作權罪與銷售侵權復制品罪界限。對于行為人明知制造者或經銷商制造、銷售的是侵權復制品,仍采購并予以銷售,應認定行為人構成銷售侵權復制品罪。對于行為人參與、幫助他人實施侵犯著作權犯罪,只是在分工上處于銷售環節,則構成侵犯著作權罪的共犯。本案中,杜某某不僅對外銷售侵權復制品,還購買正版樂高玩具供李某某等人仿制侵權產品,幫助租賃廠房供侵權產品包裝、倉儲等,應當認為其銷售侵權產品的行為是其侵犯著作權犯罪的后續環節,以侵犯著作權罪一罪定罪處罰。

                    (三)開展權利義務告知工作,推動權利人實質性參與訴訟。檢察機關開展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權利人訴訟權利義務告知工作,有利于權利人更加實質性地參與刑事訴訟活動,及時充分保護自身權益;有利于權利人及時補充權利證明、經濟損失等證據,對涉案專門性問題發表意見,助力查明案件事實。辦案檢察機關就涉案六百多款玩具的著作權權屬情況、同一性鑒定等取證事宜與權利人充分溝通意見,要求其協助提供相關證據材料,樂高公司及時提供了公證文件、權屬聲明、第三方授權函等文件,有效促進了準確認定案件事實、提高了辦案效率。

                    案例6:江蘇馬某予等侵犯著作權案

                    一、案件事實

                    2016年5月至2019年2月間,被告人馬某予、馬某松購買用于翻錄影片的設備,盜取授權影院放映機服務器信息,借來同檔期正版影片母盤并拷貝,利用“克隆”的放映設備,并招募人員,成立工作室,翻錄影片、給盜版電影加密、打水印后銷售給其發展的下線影吧,從中牟取利益。其中,馬某予負責復制發行盜版影片全部事宜,馬某松負責復制盜版電影、發展下線影吧等,文某、魯某等人負責發展下線影吧,并逐步形成以馬某予為首要分子,馬某松、文某、魯某為主犯的犯罪集團。該犯罪集團人數眾多,長期實施非法復制發行盜版影片行為,共計復制發行盜版影片413部,非法經營數額人民幣777萬余元。被告人馬某予違法所得人民幣404萬余元,被告人馬某松違法所得人民幣55.6萬元。

                    2018年9月,被告人文某脫離馬某予犯罪集團后,采取相同運作方式發展人員,并逐漸形成以文某為首要分子的犯罪集團,長期實施非法復制發行電影行為,從中牟取利益,共計復制發行盜版影片124部。2016年5月至2019年2月間,文某非法經營數額人民幣186萬余元,違法所得人民幣103萬余元。

                    2018年9月,被告人魯某脫離馬某予犯罪集團后,從馬某予、文某處獲取盜版影片,招募人員,對盜版電影進行加密、打水印,銷售給其發展的下線影吧,從中牟取利益。2016年5月至2019年2月間,被告人魯某非法經營數額人民幣814萬余元,違法所得人民幣536萬余元。

                    2019年春節前,被告人馬某予犯罪集團、文某犯罪集團采用前述犯罪手段,非法復制發行《流浪地球》、《瘋狂的外星人》、《小豬佩奇過大年》等8部春節檔影片,導致上述影片在互聯網上流傳。

                    二、檢察機關履職情況

                    提前介入 2019年3月,江蘇省揚州市人民檢察院(以下簡稱揚州市檢察院)依法提前介入本案,引導偵查機關偵查取證,提出如下取證意見:一是調取導致8部春節檔影片互聯網上同步流傳的相關證據,依法抽樣取證,確定侵權作品數量。二是全面調取資金流水,查明非法經營數額和違法所得數額。三是及時查封、扣押、凍結犯罪嫌疑人財產,確保任何人不因犯罪行為獲利。4月,揚州市檢察院以涉嫌侵犯著作權罪對馬某予等人批準逮捕,提出捕后繼續偵查意見,引導公安機關對犯罪數額、共犯地位作用等繼續偵查。

                    審查起訴 2019年9月6日,公安機關以犯罪嫌疑人馬某予、馬某松、文某、魯某等人涉嫌侵犯著作權罪移送起訴。檢察機關逐筆核對資金明細,精準確定各被告人非法經營、違法所得數額;根據視頻制作軟件、百度云上傳痕跡等電子數據,經統計去重,精準認定各犯罪集團盜版影片數量;強化釋法說理,犯罪嫌疑人均認罪認罰并簽署具結書。

                    出庭公訴 2020年9月25日,揚州市中級法院對本案依法公開開庭審理。針對辯護人提出馬某予等人不應承擔下線影吧業主私自泄露影片、造成網絡傳播的責任,檢察機關申請偵查人員出庭、播放視頻,解讀正規院線發行、播放電影三重保護機制和被告人犯罪手法,證實被告人馬某予等人的行為是造成影片互聯網流傳的關鍵。揚州市中級法院采納全部指控意見,當庭宣判,以侵犯著作權罪分別判處被告人馬某予等人四至六年有期徒刑、并處罰金六十萬元至五百五十萬元不等。一審宣判后被告人未上訴,該判決已生效。

                    三、典型意義

                    (一)為著作權提供有力司法保障,對于服務創新型國家建設具有重大意義。本案系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和中宣部聯合掛牌督辦案件。數字網絡技術使得大量作品進入信息網絡,作品的傳播更加便捷迅速,網絡侵犯著作權犯罪給市場經濟秩序造成的破壞、給權利人造成的損失更為嚴重。加強著作權刑事保護,不僅有助于保護廣大創作者、傳播者、使用者的合法權益,鼓勵作品創作和傳播,也有助于促進我國著作權產業發展、繁榮社會主義文化和科學事業、推動創新型國家和知識產權強國建設。

                    (二)準確認定犯罪數額,促使被告人認罪認罰。辦案檢察機關全面細致審查案件、引導偵查,對從視頻軟件、網絡云盤等電子數據中提取到的盜版影片進行匯總查重,精確計算侵權作品數量,并結合資金往來、交易數額、交易時間等逐一進行梳理、核實,準確認定犯罪數額。堅持辦案中釋法說理,促使被告人自愿認罪認罰,自覺接受法律懲處,取得良好辦案效果。

                    (三)著力遏制網絡侵犯著作權犯罪,凈化網絡空間。被告人馬某予等人集盜錄、制作、發展下線為一體,下線影吧涉及8省13個城市,形成完整電影盜版產業鏈,系多部盜版影片和2019年春節檔熱映電影網絡傳播源頭,嚴重損害我國影視業知識產權保護,造成惡劣社會影響。檢察機關始終保持對網絡侵犯著作權犯罪的高壓態勢,著力打擊有組織犯罪,不斷提高著作權刑事保護水平。

                    案例7:四川劉某某等侵犯著作權案

                    一、案件事實

                    2013年8月至2018年7月,被告人劉某某、覃某、唐某等人在未取得著作權人WANMEI世界(北京)網絡技術有限公司、成都WANMEI時空網絡技術有限公司許可的情況下,非法獲取《誅仙》《笑傲江湖OL》網絡游戲的服務器端程序,使用編輯器修改游戲任務參數、升級標準,并上傳至位于廈門、杭州的第三方服務器。為實現游戲客戶端與其上傳的服務器端同步更新,劉某某等人配置了登錄器程序,專用于修改客戶端的服務器指向列表。

                    劉某某等人將修改后的游戲命名為“嘟嘟誅仙”“嘟嘟笑傲江湖”,通過網站和聊天軟件發布廣告,招攬游戲玩家。游戲玩家使用登錄器程序對正版游戲客戶端“打補丁”,即可連接劉某某等人架設的服務器,運行游戲。

                    其間,劉某某、覃某、唐某共同對“嘟嘟誅仙”“嘟嘟笑傲江湖”網絡游戲進行運營維護,并租用多個非正規第三方支付平臺接口,收取游戲玩家充值共計人民幣2000余萬元。覃某違法所得140余萬元,唐某違法所得130余萬元,劉某某違法所得1000余萬元。

                    二、檢察機關履職情況

                    引導取證 權利人報案后,公安機關于2018年1月18日對劉某某等三人涉嫌侵犯著作權罪立案偵查,并按照四川省成都市檢察機關與公安機關建立的“知識產權刑事案件雙報制”協作辦法,將案件通報至成都市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人民檢察院(以下簡稱高新區檢察院)。高新區檢察院結合偵查進度適時對案件偵查方向和取證重點提出意見,指派檢察官與偵查人員、技術人員共同赴異地補充取證,引導公安機關迅速調取服務器數據,確保關鍵證據不滅失;現場監督核對已有數據,明確充值服務器、充值平臺、網游服務器三方數據關系,增加了半年的數據可利用期。

                    出庭公訴 2019年4月16日,高新區檢察院以被告人劉某某等三人構成侵犯著作權罪向高新區法院提起公訴。庭審中,辯護人辯護意見認為:大部分通過第三方支付平臺支付結算的資金,沒有交易明細,不應認定為犯罪數額;唐某僅實施了侵犯《誅仙》的計算機軟件著作權,其非法經營數額應當單獨計算。公訴人答辯:被告人與第三方支付平臺采取達到一定金額進行一次結算的方式,而且各時間段的結算總金額與收款銀行賬戶統計的入賬金額一致,被告人使用非法第三方支付平臺導致交易記錄不完整,故可以根據第三方支付平臺的總金額和收款銀行賬戶明細認定非法經營數額;唐某雖然僅參與了《誅仙》游戲的修改,但是其對涉案私服游戲進行管理、運營,違法所得也未按不同游戲進行區分,應當對侵犯全部作品著作權承擔刑事責任。合議庭對相關公訴意見予以采納。

                    2020年2月26日,法院認定劉某某等三人犯侵犯著作權罪,分別判處有期徒刑四年至二年六個月不等,并處罰金一千萬元至一百三十萬元不等。一審判決后,被告人提出上訴,9月28日,成都市中級法院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三、典型意義

                    (一)創新“雙報”協作機制,找準最關鍵保護節點。為強化知識產權保護,成都檢察機關創立案件“雙報”機制,鼓勵權利人在向公安機關報案時同步向檢察機關報案。檢察機關第一時間掌握侵權線索,對涉嫌犯罪的線索開展立案監督、引導偵查等工作,強化訴前主導職能,顯著提高了辦案質量和效率;對其他線索,引導權利人通過民事行政途徑救濟,有效幫助企業維權,降低了權利人維權成本。

                    (二)有效引導偵查取證,破解證據收集難點。辦案檢察機關根據網絡游戲客戶端、服務器端對應匹配的特性,結合侵權游戲與正版游戲運行界面和功能一致的特點,提出以客戶端程序比對鑒定代替全部程序比對鑒定的侵權認定思路,切實降低了取證成本和難度;針對侵權人選用非正規支付平臺交易導致記錄缺失、數據不完整的情況,結合侵權人在支付平臺的結算總金額及銀行賬戶明細綜合認定非法經營數額,客觀全面評價侵權后果和社會危害,使三名被告人罰當其罪。

                    (三)彰顯司法保護決心,助推行業健康發展。知識產權是網游行業和數字經濟的生存根基和發展命脈。本案的成功辦理彰顯了檢察機關打擊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決心,較重自由刑和高額罰金刑的判處有效震懾了犯罪分子,規范了互聯網游戲經營行為,促進了行業健康有序發展。

                    案例8:廣東深圳市銘科魅影科技有限公司、王某等侵犯著作權抗訴案

                    一、案件事實

                    被告人王某、施某、劉某原系深圳市環球數碼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環球數碼公司)員工。2013年前后,三人陸續離職加入被告單位深圳市銘科魅影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銘科魅影公司)。2014年初,王某得知施某在離職后仍可取得環球數碼公司的影院管理系統軟件,王某、施某遂商議通過對外銷售該軟件獲利,并約定了分成比例。施某利用在環球數碼公司工作時掌握的賬號、密碼,私自登錄環球數碼公司服務器下載了影院管理系統軟件,并對軟件進行了破解。王某、施某分別負責軟件的銷售推廣、項目實施、用戶培訓等,劉某負責介紹業務并獲得提成。2014年至2016年,銘科魅影公司未經權利人環球數碼公司許可,以營利為目的,復制發行環球數碼公司依法享有的數字影院管理系統軟件,涉案金額76萬余元,違法所得數額18萬余元,劉某違法所得3萬余元。經鑒定,廣州烽禾影城等多家影城的數字影院管理系統軟件與環球數碼公司軟件具有同一性或實質相同。

                    二、檢察機關履職情況

                    出庭公訴 2016年8月19日,公安機關以銘科魅影公司、王某等3人涉嫌侵犯著作權罪向廣東省深圳市南山區人民檢察院(以下簡稱南山區檢察院)移送審查起訴。檢察機關經過退回補充偵查,進一步查明了侵權軟件的取得途徑、破解方式、銷售方向以及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和分工,補強了證據。2017年2月22日,南山區檢察院向南山區法院依法提起公訴。6月26日,一審判決以侵犯著作權罪判處被告單位罰金二十萬元,各判處王某、施某有期徒刑一年二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六萬元;判處被告人劉某有期徒刑六個月,并處罰金三萬元。

                    提出抗訴 檢察機關認為,一審判決僅認定了經過同一性鑒定的6家影院使用的軟件侵權,對其余影院軟件未予認定,非法經營數額認定錯誤。2017年8月4日,南山區檢察院向深圳市中級法院提出抗訴,深圳市中級法院經審理后裁定撤銷原判,發回重審。經重新審理,南山區法院認定了16家影院使用侵權軟件,于2020年4月29日判決被告人王某、施某犯侵犯著作權罪,均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并處罰金六萬元,被告人劉某犯侵犯著作權罪,判處有期徒刑六個月,并處罰金三萬元,因被告單位已被注銷,裁定終止審理。被告人提出上訴,深圳市中級法院二審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三、典型意義

                    (一)準確認定案件事實,依法抗訴,提高違法成本。侵犯著作權案件中關于侵權產品的數量、違法所得金額的認定往往是爭議焦點。本案涉及的影院管理系統屬于專用軟件,要根據用戶的要求進行個性化定制,檢察機關重點核實侵權軟件是否經過大幅修改或二次開發、是否涉及核心功能變化等問題,通過部分抽檢并結合侵權軟件購買方的證言、銷售記錄和流水,認定侵權軟件的銷售數量和非法經營數額。針對一審判決事實認定錯誤、量刑畸輕問題,依法提出抗訴,獲得改判,切實提高了犯罪成本。

                    (二)個案辦理與類案預防相結合,提升知識產權整體保護效果。本案被侵權人系從事數碼放映設備、數字影院系統、計算機軟硬件系統等技術開發、技術服務的高科技上市公司,案件的發生對企業正常的生產經營活動影響較大。檢察機關在案件辦理過程中多次和被侵權企業溝通,了解涉案軟件的研發過程和存儲方式,并在案件辦結后通過走訪座談的方式幫助企業查找存在的管理問題,指導企業查漏補缺,有效加強了企業的知識產權風險防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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